今年9月14日，是尚昆辞世9周年。

尚昆是我十分尊重的一位领导者。直呼其名不是托大，而是当年我们在私下或公开场合，都是这样叫。

从1980年到1996年，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，其中相当一段时间，是尚昆代表中央指导研究室的工作。在文献，我是小人物，和尚昆不应当有多的接触，但是，机缘巧合，和尚昆有过多次见面，也算是一种幸运吧。

我在1980年到1987年在刘少奇研究组当助理研究员，而尚昆在抗日战争开始后，就和刘少奇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请尚昆来谈抗战初期的刘少奇，尚昆来到文献研究室的会议室，在我印象里，他好像就来过这么一次。尚昆穿了一身军装，非常随和的和我们交谈，他的记性极好，许多细节都能够讲的栩栩如生。而尚昆对文献研究室的一些老人，特别是从中央办公厅调过来的老人十分熟悉，记得那天尚昆要抽烟，转过脸对在场的文献一位老同志说："沈剑心啊，给我找火儿。"

沈剑心是个小老头，好像在延安时期就在中办工作，这时是文献研究室的办公室主任。我经常看见他穿一双解放鞋，登着三轮车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
后来，我开始在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工作，和绍明，就是杨家二公子有了密切的接触。

出版社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大型画册《邓小平》。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邓小平画册，大概也是唯一一本由邓本人审看过的画册。有一张照片，是绍明拍的，小平坐在沙发上，毛毛站在他身边，小平在看一本书，书的封面清晰可见，就是《邓小平》画册。

这本画册的最大功臣，就是杨绍明。从照片提供，到资金筹集，到文字、版式、发行，担子其实都是压在杨绍明肩上的。

当然我也知道，小二的后面，站着尚昆。

当时出版社初创，任何经验都没有，这本邓小平画册我们拍脑瓜印了7万册，定价时记得首任社长李琦同志带着我们用了9个半天来讨论和学习，定了精装本58元，简装本45元。要知道，李琦是正部长级干部，曾经做过周总理办公室的负责人，教育部的副部长，兼一个局级出版社的社长，为一本书的定价花费9个半天，可见他的重视。

李琦同志已经作古，这里算是岔出了了一个话题。

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价，当时各个新华书店定数也极少。我记得沈阳市新华书店只定了6本。我们很着急，这么多书，放的地方都成问题。可是杨绍明对我说，没关系，我父亲说，实在不行，他可以让军队帮我们找仓库。当然，后来没有用上军队的仓库，因为我们创新了一条发行渠道，尚昆还让部队为军以上干部定了一批。

《邓小平》画册后来的发行量达到了12万册，可以说，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第一桶金来自这里。

在工作中，我和绍明成了很好的朋友，他几次去香港都指定要带我去，我也经常到他家里去，在那里，常常与尚昆相遇。

尚昆那时还住在后圆恩寺胡同，有时在院子里看到他在散步，他会很客气的和我握手，他的手很厚，也很有力量，感觉不出是八旬老人的手。有一次在他家楼里碰到尚昆，我觉得他走路有些蹒跚，完全不像常在电视里看到的健步如飞的样子，我问绍明为什么，绍明说：你没看见他穿的是拖鞋吗？

绍明的母亲李伯钊早已去世，绍明也没有成家，尚昆家里父子相依为命，彼此互为依赖，感情很深。记得那天我在绍明房间，尚昆人还没进屋，声音先进来了："小二啊，我要去北京饭店理发，你去吗？"看到我在房里，尚昆对我说："你回去告诉李琦，不要为我编书，什么文集、传记，都不要编。"

我有时也会溜达到杨家厨房里看看，餐厅的墙上总能贴着一周的食谱，主要是早饭的，我想是因为中午和晚上很少有机会在家里吃的缘故吧，食谱很简单，最好的东西大概是鸡蛋了，其他就是些菠菜粉丝汤之类。

尚昆的生活应当是很简单的，我记得有很多次这样的事情，我和绍明在外面应酬，剩了些菜，恰好某种菜尚昆爱吃，绍明就吩咐打包，说带回去给老爷子吃。我说，剩的怎么行，要几个新菜吧！绍明说，没关系，就这样。

我有时想想都不忍，一个国家主席，一个八旬长者，吃我们的剩菜！

绍明爱自己的父亲，也了解自己的父亲，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。

写到这里，我想起有一年的端午节，我和绍明在香港，他是每天要和父亲通电话的，这天知道父亲在北京吃粽子肠胃不适，急得团团转，焦急的心情溢于言表。

我在新疆出差，凌晨突然醒了，在也难以入睡，想起恰好是尚昆去世九周年，拉拉杂杂写下这样一些文字，以为纪念吧！